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，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，而具有伙伴、朋友的性质。

所以他强烈主张改变科举的形式。启超自三十（1902年）以后，已绝口不谈伪经，亦不甚谈改制。

从此内讲中国文学，以研经义、国闻、掌故、名物，则为有用之才。对于为什么外国的学校不读经而中国的学校却要读经的质疑，康有为的意见是：因为西方的教会系统已经解决了读经的问题。[10]这种争议很快就呈现在具体的宪法操作之中。今若以传教自任，因议废孔之事，激导人心，应者必易，又不为政党所忌，推行尤易。[20]《康有为全集》，第七集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8。

建立信仰是出于建立国家认同、增强国民凝聚力的考虑，而改革教育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人才、增强国民的素质，最终的目的是保国、保种与保教。[9][11]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：《孔教会资料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。故只讲素王而不讲革命，称王便失掉根据。

张角号称黄巾，是太平道。在陈怀公的例子里，使我们知道，参加会议的成员中，不仅是有田产者可以参加，无田产者也可以参加，《周官》所说的罢民、穷民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无田者。根据上面分析，我们可以说，从战国晚期到汉初这段时间，儒家思想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，它吸取了很多其他学派的思想，使儒家思想向前发展了一步，不仅是在思想内容上丰富了，宏大了，同时还通过和各家斗争的锻炼而在理论上提高了，在思想方法上深入了。根据典籍记载，天子朝诸侯是在明堂，颁布政令是在明堂，养老尊贤是在明堂，而断狱、献俘也在明堂，王朝的国家大事几乎完全集中在明堂了。

很明显，这都是吸取了墨家思想的结果。序，一般释为乡校，州是六乡内的一千五百户的基层组织，党是六乡内五百户的基层组织，州、党都有序，说明六乡的教育还是比较普遍的。

孔子与某些思想家一样，有他为时代所局限的一面，也有他进步的一面。故礼也者，义之实也，协诸义而协，则礼虽先王未之有，可以义起也。《地官·大司徒》：若国有大故，则致万民于王门。已知墨家思想是法夏，法家思想是法殷，则今文学家所说法夏、法殷是兼取墨家、法家思想就很显然了。

像这样意义重大和规模宏阔的制度，岂是五间房子、九间房子的问题？所以《尚书大传》又提出了东堂青阳距邦八里，南堂明堂距邦七里，西堂总章距邦九里，北堂玄堂距邦六里的四郊明堂。他还赞美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录的制度。果不能臣天下，何谓汤、武弑？[1]董仲舒的说法正和辕固相同，董仲舒当然也讲《齐诗》革命的。《管子》作者特别强调了观贤、听人、观诽，正是根据师氏、保氏、乡校有议政的职责为出发点的。

六乡但称役，而六遂则称野役。……欲一以穷之，舍礼何由哉？又说：故圣王修义之柄、礼之序，以治人情，故人情者，圣王之田也，修礼以耕之，陈义以种之，讲学以耨之，本仁以聚之，播乐以安之。

于此然后知以董仲舒作为论述西汉今文学的代表是绝对不妥当的。孔子主张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就是要求大家按旧的方式生活。

从形式上看，应当说这是一个气魄雄伟、规模宏大的有理论根据有具体办法的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。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，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。哀公元年载：吴人之入楚也，使召陈怀公。（二）孟子向滕国建议：请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。于是《繁露》一书满纸都是改制，而有意把革命的意义掩没。《荀子·正论》说：世俗之论者曰：桀纣有天下，汤武篡而夺之。

它当然就要议论政治了。孔子说过：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

到春秋末，贵族地位逐渐下降，民间教育兴起，游士产生，入战国而有布衣卿相出现，而贵族、庶民在政治权利和教育权利上的差别也日益缩短。王无亲臣矣，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

[2]易姓改代天命靡常也正是汤武受命的理论，说明京房也是主张革命学说的。统治者不准讲论汤武受命，就只好透过《大明》之诗披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来讲论了。

可见明堂、辟雍、封禅、巡狩等制度，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制度，是儒生讲论的重要内容，在武帝时都还能向王朝提出，而到哀帝时便幽冥而莫知其原了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。何故？子曰：‘非不欲也，所以官人任能者由于不明也，其君以誉为赏、以毁为罚，贤者不居焉。井田又行于甸、稍、县、都，这是普通一般殷人，六遂是殷顽，所以六遂被称为野，六遂居民被称为野人，且不给予（不敢也不能给予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（教育详下）。乡学所升不过用为乡遂之吏，国学所升，则命为朝廷之官，此乡学国学教选之异，所以为世家编户之别。

出征执有罪，反释奠于学，以讯馘告，大学即辟雍也。现在看来，今文学在理论上是比较全面的，在制度上是比较具体的。

[2] 《墨子·贵义》载：子墨子南游楚，楚王使穆贺见子墨子曰：‘子之言诚善矣，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，毋乃贱者之所为而不用乎。《史记》说：陈涉之王也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，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，卒与涉俱死。

《公羊传》宣公十五年《解诂》说：圣人制井田之法，……一夫一妇受田百亩，……八家而九顷，共为一井，……一里八十户，八家共一巷，中里为校室，选其耆老有高德者，名曰父老，……十月事讫，父老教于校室。……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，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，所以别野人也。

[5] 《史记·商君列传·集解》引。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历史对他们的局限：他们无法认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要求一律平等的理想都只能是幻想。正是指出明堂是为政之要。此文亦见《孔丛子·杂训》。

先秦儒家经典都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并称，或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并称，或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并称，而入汉以后《乐经》不传。[4] 《史记会注考证·留侯世家·正义》引《陈留风俗传》。

都是以明堂为朝诸侯之所。……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：一曰六德：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。

尧有衢室之问者，下听于人也。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最尊崇的地位已经二千多年了。